金氣秋分白露寒 落葉時節懷祥老
袁毓林
澳門大學 人文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系
春去秋來，暑退露涼。匆匆忙忙之間，一轉眼程祥徽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半年了，距紀念文集的截稿期也不遠了。正是在這落葉紛飛的時節，關於祥老的生平際遇和學術成就的點點滴滴，逐漸在我的腦海裡連成一片；於是，忙中偷閒，著手綴成下面的紀念文字。
一、通過閱讀論文而初識程祥徽先生
我第一次知道程祥徽先生的名字，大概是在1981年。當時，我在江蘇省昆山縣千燈中學當語文老師，讀到了程祥徽先生發表在《中國語文》（1980年第2期）上的論文《青海口語語法散論》。可以說，我的確是被文中關於用“哈”作標記的“賓語+動詞”句式吸引住了。因為，那時候我在自學語言學概論一類課程；對於不同於漢語SVO語序的SOV語序十分陌生和好奇。巧了，現在有青海口語中受藏語影響而形成的“賓語+動詞”句式，鮮活多樣，而且真切可感，一下子豐富了我的語序知識和語言經驗。
據程祥徽先生在其《語言與溝通·後記》（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2月）中說：“這篇論文的素材是我於20世紀60年代在青海漢藏雜處地區搜集來的，成文於60年代而在80年代始獲發表”。表面上是風輕雲淡的研究歷程的信手補白，或者閒筆交代；背後卻是大時代洶湧激蕩的洪流中，小人物那風中飄絮、雨中浮萍般跌宕起伏的人生、酸楚痛切的磨難、劫後餘生的苦澀。原來，祥老出生於武漢的一個小康之家，早年得到完善的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後來求學於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先後得到鄭奠、王力、岑麟祥、商承祚、高名凱、楊伯峻、周祖謨等名師指導。不料，畢業前（23歲）被打成右派；一年後被遠放青海，擔任青海民族學院教師。試想一下，一個少年時早已胸懷大志、才華超卓又師出名門的青年，正要振翅高飛、翱翔藍天；孰知尚未大展宏圖，卻被竄放邊陲；天高地迥，淪為失路之人；關山迢遞，恒作他鄉之客。鎩羽困頓之際，面對著茫茫草原，其心境如何？天可憐見。這不禁讓人想起老戲《蘇武牧羊》中的唱詞：“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夜坐塞上聽笳聲，入耳動心酸；又見秋風起，雁群漢關飛；白髮娘啊盼兒歸……”。但是，程祥徽先生稍事掙扎之後，積極應變，隨遇而為。在萬般無奈中，他居然體悟到“苦難是財富，壞事變好事”的道理。看來，樸素的辯證法，倒是身處逆境者解脫制勝的精神法寶。於是，他的思想變得豁達了，身體也練好了。他到青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整理出一本“西寧方言調查報告”，求證樂都方言只有平上去三個聲調。接著，他參加藏族文學史、撒拉族文學史的調查編寫工作，開闊了視野，在文學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遵循上級指示，每年下鄉下牧區，宣傳政府的民族政策；例如，要求牧民做到“三子”（男人剪辮子，女人穿褲子，大家住進房子）。為了跟農牧民一道生活，他主動學習當地語言。並且，他還深切地體會到：語言學的學問在書本裡，更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殷禎岑、宋姝錦《程祥徽先生訪談錄》，《當代修辭學》2014年第3期）。這就是上述他這篇論文的時代底色與人生背景，難怪當時讀著始終有一種異樣的厚重感。
程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後，《中國語文》接著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他列舉的語料都是不規範的。多少年以後，祥老在接受採訪時說：實際上，從今天的語言觀看，這篇文章所討論的正是社會語言學要研究的“不規範”現象（殷禎岑、宋姝錦《程祥徽先生訪談錄》）。對此，祥老還說過：“等到這篇文章發表之時，我才驚喜地發現，這篇‘散論’無論從資料、方法和結論等方面看，它都具備社會語言學的特徵”（《語言與溝通·後記》）。當然，這都是後話了。不過，這倒也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祥老後來要花那麼大的功夫研究社會語言學，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接下來，在胡裕樹先生主編的《現代漢語參考資料》（上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上，我看到一組關於普通話音位分析的論文；其中，有一篇就是程祥徽先生的《關於普通話音位》（《中國語文》，1957年6月號）。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程祥徽先生在大學期間寫作和發表的。同一時期，他還在一些語言學刊物上發表了其他文章。比如，《論語音的符號》（《語文知識》），因政治身份未能發表的《漢語詞序》（寫於1962年，補載于《中文回歸集》，香港和平圖書·海峰出版社，2000 年）；還有文學方面的作品，如發表在《長江日報》上的童話詩《龜蛇二將》等。他大學三年級的學年論文《論語中“之”字的用法》，也得到指導老師楊伯峻先生的好評：“這篇論文寫得很好，……所有論點全部正確，例證也很適當。雖是就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論，但曾經作者的融會貫通。從此可以證明作者不但對於《論語》中的‘之’字之用法己經掌握住，即對於其他有關的語法現象都已經瞭解很多了”（殷禎岑、宋姝錦《程祥徽先生訪談錄》）。可見，語言學研究的種子，早早地在程先生的心中生根並萌芽了。
二、因為研習語體而再讀程祥徽先生
1984年以後，我在杭州大學上研究生。那時候，我一邊跟隨倪寶元先生研習修辭學，一邊跟隨王維賢先生研習語法學。在修辭學研究方面，倪寶元先生要我嘗試研究語體學和風格學；於是，我在搜檢資料的過程中，注意到了程祥徽先生關於漢語風格學的著述。我先是在其他學者的文章中瞭解到，程先生有《漢語風格論》（《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去圖書館借來學報一看，原來是五萬多字的長篇大論；分別討論了語言風格的含義和標誌，漢語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語體風格和個人風格等內容，比較詳細地解說了“風格要素”與“風格手段”兩個重要概念，還把語體風格劃分為日常交際語體、敘事語體、抒情語體以及論證語體；在敘事語體之下，他又細分出公文類、應用文類和新聞類，還特別解說了語體成分交錯形成的語體交融現象。體大思精，令我驚歎不已。學界一般承認，這篇論文基本上代表了我國當時語言風格學研究的最高水準；文章中的觀點自然也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我國語體風格學的主流觀點。可以說，我國此後的語言風格學研究，大多是沿著這篇文章的路子發展的；當然，中間也有一些修正和完善。
事後，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程祥徽先生早在1966年“文革”開始之前就著手準備的，此後在青海的十餘年間又不斷醞釀、反復推敲，直到“文革”結束之後，才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出來。這不僅為程先生圓了一個風格學研究的學術夢，而且還以這般過硬的學術成果，幫助他從一個沒有任何職稱、工資比助教還要低兩級的教師，一步登天直接晉升到教授（殷禎岑、宋姝錦《程祥徽先生訪談錄》）。
後來，程祥徽先生輾轉去香港打拼，做過教外國人說普通話等諸多臨時性工作。為了取得正式的大學教師任職資格，在好心的朋友的提點下，他修讀了香港大學的碩士學位。藉此機會，他再次重溫了風格學研究的舊夢。在導師徐士文博士的指導下，他發奮研究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經過兩年的努力，他提交了以《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為題的論文，取得了“英聯邦”的港大碩士學位。經過補充修正，該碩士論文以《語言風格初探》為名，在香港三聯書店（1985年）出版。對此，祥老自己說：
《語言風格初探》凝聚著我多年的思考，它得以出版也解開了我數十年來的情結。這本小書的脈絡是：（1）闡述“語言風格”的概念；（2）討論現代的“語言風格”與傳統的“文體風格”的關係；（3）劃分現代漢語的風格類型；（4）運用自己對“語言風格”的理解來探求老舍作品的語言風格。以往談起“風格”，總給人一種抽象難言、玄而又玄的感覺。現在談風格，是把風格寄寓或依附在語言材料上，使之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例如老舍的風格就是從語言材料的出現頻率中歸納出來的：他用了多少北京方言，使用了哪些兒化音、輕聲詞、語氣詞和感歎詞，人物對話的句子長度與作家敘述用語的長度有什麼差別，運用了哪些特殊的口語句式（省略、重複、倒裝、插入等等）。研究風格，除了用歸納的方法，還用比較的方法。我研究老舍的語言風格，不是拿老舍的話劇與曹禺的話劇比，不是拿老舍的小說與巴金的小說比，甚至不是拿與他格調相近的趙樹理的小說比，因為這樣的比較一眼就可看出不同作家的不同之處；我是拿老舍的原創作品（比如《駱駝祥子》）與別人翻譯的老舍作品（例如《鼓書藝人》）作比，因為語言風格學要比的是語言的風格，不是作家的風格、作品的風格、人物的性格。
這種風格寓於語言使用的理論觀點、通過原作與譯作的比較來揭示語言風格的研究經驗，對於我們今天的語體風格學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稍後，三聯書店又把該書授權給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在臺灣出版發行（1991年）。後來，在鄧駿捷、張劍華兩位助手的幫助下，對這本書進行了修訂，以《語言風格學》為書名，在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不久，該書又以《語言風格》為書名，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
可惜的是，我後來因為把研究精力集中在語法學方面，所以沒有閱讀過這些著作。但是，從有關介紹材料中，我得知程祥徽先生持有語體優先的見解（《語體先行——學習張弓先生關於語體的論述》，收入《語言與溝通》）。這種觀點，我是十分贊成的。因為，語體是全民語言的功能變體和語域變體；不同的語體具有不同的語言表達規範，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所以，我們在說話和寫作時，首先必須適應語體，遵循不同語體的語言運用規範。也就是說，語體的選擇與適應是語言使用和修辭加工的第一道大門。有意思的是，南京大學王希傑老師的《漢語修辭學》，早期的版本（北京出版社，1983年）把語體和風格置於其修辭學體系的最後部分；但是，後期的版本（商務印書館，2014年）把語體置於其修辭學體系的前面，緊接著“同義手段和語言變體”，風格仍然置於最後部分。可見，祥老“語體先行”的見解是正確的，也得到了學界同道的積極呼應。
三、由於任職澳大而面見程祥徽先生
2022年3月，我從北京大學退休；隨即來到澳門大學，受聘中國語言學講座教授；7月起，擔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於是，我跟程祥徽先生有了更多的交集。下面略加陳述。
據有關材料介紹，程祥徽先生于1981年辭去香港大學兼職教師職務，前往澳門的東亞大學報到任職。因為那一年，Ricci Island West Limited（一家在香港組建、在澳門註冊的公司）向澳門政府提議，由該公司在澳門創辦一所大學。澳門政府支持他們的提議，並將氹仔島上的一塊土地租給他們用於興建校園。於是，這家公司在獲得了澳門政府的土地批租後，創辦了澳門第一所私立性的現代大學——東亞大學。這也標誌著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開始。
在任職東亞大學初期，程祥徽先生先後為中文系開設了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等課程。他還代表東亞大學跟深圳大學合辦中國文史學位課程，並且擔任澳方主任。1988年，為迎接澳門回歸中國，澳門政府授權澳門基金會收購了東亞大學。澳門基金會接管東亞大學以後，對它進行了重組，使之成為公立大學。並且，在1991年大學十年校慶之際，澳門基金會將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
1995年，程祥徽先生出任澳門大學中文系主任。1997年，程祥徽先生參與創辦澳門大學中文學院，並且出任首任院長；期間，開設了跟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碩士課程。他還親自擔任了語言學理論和語言學專題等課程的講授。直到2002年，68歲的程祥徽先生從澳門大學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繼續先後在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科技大學等單位任課或任職。
值得稱道的是，程祥徽先生于1994年創辦了澳門語言學會；並且，積極籌備和召開了學術研討會，推出由會員的文章彙編成的《澳門：語言的博物館》等書籍。第二年，他就創辦了會刊《澳門語言學刊》，並且在創刊號上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創刊詞。直到2015年，81歲高齡的程祥徽先生辭去澳門語言學會會長的職務，改任榮譽會長（李曉楠《程樣徽：一生奮進、不斷創新的語言學家》，安徽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5年）。
程祥徽先生在澳門語言學的學科建設和體制確立方面，殫精竭慮，創獲甚多；可謂是“前人栽樹”，為我們後人留下了濃郁的樹蔭。我就見證了《澳門語言學刊》由澳門語言學會移交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主辦的交接儀式。那是2022年3月24日上午，我應約在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報告廳作到任後的首場講演《形容詞的極性程度意義及其完句性限制條件》。在演講開始之前，先是舉行《澳門語言學刊》的交接儀式。我記得場面十分隆重，除了澳大人文學院領導、語言學研究中心有關教師和研究生之外，本澳兄弟院校的許多語言學專家也蒞臨會場；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教授親自主持了交接儀式，程祥徽先生的夫人黃翊教授和澳大人文學院院長徐傑教授分別在有關文件上簽字。隨後，我看到黃翊老師掏出一枚大大的方印，在文件上蓋章，然後鄭重其事地把學刊的方印移交給徐傑教授。這一幕，我至今還歷歷在目。
記得大概是在2022年4月19日中午，徐杰教授組織《澳門語言學刊》編輯部便餐會。席間，我終於見到了身材魁偉的程祥徽先生。那時候，祥老已經得了帕金森老年綜合症，不良於行。雖然是坐在輪椅上，但是他依然腰杆挺拔、精神矍鑠，眉宇間透著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英氣。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祥老雙目明亮有神，和緩地、不失禮貌地打量著桌上的每一個人。看上去，祥老的身體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據徐傑教授說，祥老的雙手十分有力，跟他握過手以後很久，依然能夠感到一股力量和溫暖。這一切，要歸功於黃翊老師的悉心照料。看著黃翊老師為祥老挑菜夾菜的情景，大家都會感到祥老的晚年是非常幸福的。會後，黃翊老師和保姆推著祥老緩緩離去。我們一行人看著祥老遠去的背影，不禁淚眼蒙矓。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一年後祥老竟遽歸道山，說起來實在令人唏噓不已。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祥老都是我的師長。至此，我似乎讀懂了杜甫的感慨“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詠懷古跡五首·其二》）。
哲人其萎，師風長存！我想，我們唯有辦好澳門大學中文系、辦好《澳門語言學刊》、辦好澳門的語言學研究事業，才能告慰祥老的在天之靈。